在沿路各軍將士與松山堡內(nèi)民眾的歡呼聲中，張誠跟隨在薊遼總督洪承疇身后，步入松山南面的建武門。

只有遼東巡撫邱民仰與總監(jiān)軍張若麒二人，陪在他與吳三桂身邊一同入城，而如兵憲張斗、察院姚恭等諸官，都只能隨在張誠等人的身后。

就更別說陳九皋、王樸等一干武將，別管你是哪一鎮(zhèn)的總兵大將，在這些個文官面前其實連個屁都算不上。

且不說總督、巡撫這等正兒八經(jīng)的朝廷疆臣，連兵憲、察院、監(jiān)道都不會正眼看他們，就說那些通判、糧道、監(jiān)紀同知等官，在他們跟前也都是自覺高其一等。

當然，這其中也是有些例外的事情存在，就如張誠在他們面前便不會如此，這當然是因為他握有強軍在手，更是軍功昭著，無論宮里還是朝堂都有后臺。

再者，作為一個時空錯亂的穿越者，張誠在骨子里就沒有對文官的恐懼心理，因為他不是這個世界里土生土長的武人，既不明白以文制武的可怕之處，也未曾見識過文官的可怕程度。

張誠之所以仍然對一干文官表現(xiàn)出十分的尊重，一是因為入鄉(xiāng)隨俗的逢場作戲，二是為了掩藏自己的抱負，而最重要的第三點，則是為了拉攏那些底層的文人士子。

畢竟作為一個穿越者，他知道人才對于一個武力集團的重要性，更懂得知識就是力量的道理。

雖然，不排除那些不識字的大兵，就不會成為一個好將軍的可能，但即使他們在實戰(zhàn)之中鍛煉成才，其未來的成就也極其有限。

張誠想要的是能夠與他齊頭并進的伙伴，而不是知曉的打殺的純粹武將，當然對于這樣的忠誠將領，他其實也并不反感，恰恰是有這樣的武將存在，才能保證他的根基穩(wěn)如泰山。

但除此之外，張誠更需要有人能為他出謀劃策，為他整理案牘文書，為他治理地方民政事務，為他統(tǒng)管錢糧軍資等諸般雜事。

所以，他才在軍中、在治下極力推行識字班，尤其是在軍中更規(guī)定甲長以上軍職，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識字量，為的就是培養(yǎng)忠誠于自己的人才，能文能武的人才。

但就算他們識得千字，甚至識得了數(shù)千字，但能夠真正開竅，能夠進而掌握治理天下方法竅門者，仍然是少之又少。

而張誠卻又等不得他們慢慢成長，因此他才需要盡力去拉攏這個時代的文人士子，尤其是那些處于底層的落寞文人士子。

他們既有真才實學，又與這個時代的上層建筑毫無瓜葛，且個個都有著想通過學識改變自己命運的奢望。

張誠正是想要通過拉攏他們，來逐漸壯大自己的根基和班底，最終再利用他們?nèi)〈佑谏衔?，卻又尸位素餐的那些高官顯族。

他想以此來完成社會改造，為新帝國更新氣象，用一批朝氣蓬勃的新生貴族階層，來帶動帝國走向新的輝煌。

當然，對于那些擁有強大既得利益的頑固派，張誠并不是要一棒子全部打倒，他會拉攏一批識相的，打倒一批頑固的，震懾一批觀望的。

如此便足矣使自己未來的腳步，有如快馬加鞭，順利完成胸中的一腔抱負！

…………

其實，張誠在心中也是知道，這種方法并不能徹底完成真正的社會結(jié)構(gòu)調(diào)整，數(shù)百年、甚至百多年后，又將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，而社會階層也會隨之再次固化。

張誠對于這一切自然也是十分清楚，但縱觀古今各個朝代更替的歷史，除了一如既往的尸橫遍野，百姓流離失所之外，又有哪一次最后不是那些世家大族得利？

畢竟在這個皇權(quán)不下鄉(xiāng)的世界里，普通百姓眼中只能看得到地方士紳，所以歷史上的諸多成功者，也正是因為團結(jié)了廣大的底層士紳，才得以取得最后的輝煌。

無一例外，張誠也選擇了這個成功的捷徑，他之所以如此抉擇，倒并不是因為懼怕鄉(xiāng)紳氏族的力量，而是要團結(jié)底層士紳來打倒上層士紳。

借此，來為帝國注入新鮮血液，改變帝國已經(jīng)僵化的政治體制，為這個遲暮的帝國打上一劑強心針，使之成為具有冒險與擴張精神的強盛帝國。

畢竟現(xiàn)在這個時代，還不具備進行整個社會階層改造的條件，如果強行照搬后世那種社會改造形式的話。

先不說這樣子做起來是否能夠取得成功，單就說因此而引發(fā)的社會變革，必然超過以往任何一次朝代更替，也將使得普通百姓無所適從，而引起極大的社會動亂。

有理由相信這樣的社會變革，在掌控底層話語權(quán)的士紳抵制之下，必將引起極大的社會恐慌，進而在大士紳階層的全力反擊中，宣告失敗。

作為一個見過世面的后來者，張誠清楚地知道什么叫作“因勢利導”和“循序漸進”，他不會生搬硬套后世那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方式，因為那與這個還不具備徹底變革的社會基礎。

任何社會變革的方式并沒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，只有與當前社會進程是否相一致的問題，只要是與當前社會相匹配的變革方式，那就是最正確的。

張誠就十分堅定地認為，在現(xiàn)今這一歷史時期，仍然未能擺脫士紳階層對于底層民眾的影響，畢竟識字之人不多，朝廷政令在許多時候都要依靠士紳們來幫助傳達，并帶領地方百姓完成。

久而久之，便即形成一個個地方上的“土皇帝”，他們幾乎完全把控了地方上的一切資源，甚至連朝廷委派的縣令都不敢輕易得罪他們。

其實，在明朝初年的時候，就因為前代元朝對基礎行政的管理十分粗放，地方上存在著各種利益小團體，致使中央的命令很難下達到地方，朝廷政令執(zhí)行的難度極高。

所以他就對于縣以下的組織形式進行了調(diào)整，他以一百戶為一個統(tǒng)計單位，稱作“里”，又將其中每十戶編成一個“甲”，并從中選出一戶充為“甲首”，作為這十戶的管理者。

接著再從中選出一名“里長”，負責管理下面的十個“甲首”，這個里長便直接向縣衙負責，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朝廷征繳稅糧，派發(fā)勞役，再有審斷民間是非官司。

朱元璋設計的這個制度最關(guān)鍵部分，就是無論“甲首”還是“里長”，既不是朝廷官府指派，也不是從基層直接選出，而是實行的輪換制。